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仇和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仇 和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和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仇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一、舆情概述
15日，两会闭幕，中纪委官网随即放出重磅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舆论一片哗然，震惊、遗憾、出人意料、早晚出事、反思等各种解读甚嚣尘上。
讯 息发出后，微博微信成了传播的主战场。其中，人民系新媒体表现最佳。人民网微博速评，一日“秒杀”双虎，反腐利剑并没有刻意回避“两会政治季”先声夺人。 人民日报客户端“仇和被查释放什么信号？”昭示天下，反腐已成“新常态”，“打虎”再无所谓的“规律”。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权力“绿林时 代”结束影响甚远。此外类此《史记仇和列传》、中国五毛之父等段子层出不穷。部分商业网站尽展策划功力，凤凰网凭借“仇和代表，散会后请留下”拔得头筹。
另 外，一些早年间有关仇和问题的调查浮出水面，如北京大学宿迁医改调研报告、仇和早年施政调查：发自沭阳的报告等。被翻出的还有部分知名专家规劝仇和的文 章、如2004年知名网络作家马伯庸帖文《假如仇和是个贪官……》、2007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文章《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官员——由媒体不适 当地肯定“仇和现象”引起的反思》等。两位专家不同程度认为，“个性官员”要有法治和制度约束，否则难免出现问题。如今仇和落马，人们再次坚信，权力不可任性，反腐没有终点。
 
图为：仇和落马舆情指数分布图
二、媒体：反腐倡廉永远不能靠自觉
仇和落马，舆论更为关注的是腐败违 纪的根源在哪里？凤凰网认为，仇和落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文章称，当改革与个人的利益相勾连，那些被人们所推崇的官员个性，其局限性便展露无意。强硬风格 的个性，一边可以推动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一边却是无视民主的专断与铁腕，一言堂下不仅难对改革负责，而且极可能暗地里构建起个人利益输送的渠道。
一些媒体认为仇和落马是官员产生的机制以及权力产生的制度问题。北京晨报表示，“八无书记”为啥腐败；事实证明，当权力没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仇和这么一位有个性的官员，还是倒在了反腐风暴中。他的无限权力，让他的工作不再能无私无畏。
部 分媒体认为，要认真的对待“仇和现象”存在的隐患和困境。中国青年报认为，“仇和现象”的巨大隐患，是民主与效率对立困局的集中显现，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 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济南日报认为，我们时下的改革同样面临“仇和困境”，我们既需要有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改革者，可又需要改革者首先要行得端做得正。可 类似“仇和”这样的改革者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仇和困境”不解决，我们的改革就会步履蹒跚。
仇和“落马”，无疑给党和政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是一个契机，给所有信奉“个人魅力”的人好好上了一课：不论主政者形象再好，能力再强，反腐倡廉永远不能靠自觉，对于领导干部每一个决策部署，是否民主、是否科学、是否合法，都要有制度的刚性约束。
人民网奉劝为政要注意民主决策，恪守权力边界、敬畏规矩法律才是正道；奉劝专事监督的官员们，要多长一双眼睛格外“关照”，别让他们身上五花八门的光环成为腐败的“障眼法”。
东方网认为，仇和被查，彰显了中央铁腕反腐的决心，对贪官而言，这无疑是一声强力警钟，同时，也再次说明反腐面前贪官一律平等，没有例外，这种反腐态势令人拍案叫好，更使公众对反腐的前景充满期待。
凤凰网认为，仇和的落马也许是中央进一步释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信号，告诉城市领导者，你们口中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发展不能以破坏法制为代价。
新京报认为，有权不可任性，惟有真正依照法律治国理政，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个人偏好行事，才有可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为民谋福祉。
如何评价仇和？环球网表示，我们评价仇和，不怕一无所知，就怕一知半解。在仇和违纪违法的具体调查信息正式公布之前，公众应该恪守理性，不信口开河。毕竟，舆论之刃往往锋利无比，可伤人于无形。

三、专家：识别“仇和式”官员面目亟需法治
仇和落马，这个曾冠以“改革先锋”的称号的铁腕官员，被许多专家斥之为“喝人血的铁腕改革者”。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表示，搞私有化，就是把国有资产廉价折腾给私人，这些私人必须和他共分所得。仇和的利益也就有了。注意，为了掩盖腐败，仇和们打的旗号是“改革”。
前《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认为，现在看来，仇和为自己设计的“改革者”的形象，就是要为自己的贪腐行为穿一件保护衣。学者王小东直言，仇和是个喝人血的"铁腕改革领导干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称仇和，用农民的血，染红头上的顶子。
仇和落马有何寓意？专家观点不尽相同。九江市公安局民警段兴焱表示，仇和的倒下，证明了这么一个道理：一切忽视法治的酷吏，无论在位时多么强悍，都没有好下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财 经媒体人罗昌平则认为，仇和落马未必意味着“仇和模式”的中止,只不过是他后腰出事了。显然罗昌平“后腰出事”另有所指，言外之意，仇和的落马并不是问题 的关键所在，找准“仇和们”疯狂成长的制度和机制弊病是根源。这样的担忧也引发了其他专家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表示，仇和 被带走后，各种批判之声此起彼伏。酷吏自有酷吏的可恨，但若不铲除产生酷吏的基础，谁敢说下一个仇和不在成长之中？权力不能任性！那么问题来了，驯服权力 任性的制度樊蓠在哪呢？
曾几何，仇和给人的印象是“强势、雷厉风行”，今天看来这种强势背后流露出太多的个人野心。“反腐作家”、山西原副省长张平表示，那些出事的官员，之所以总是那么说一不二，根本原因就是他必须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必须强硬，必须霸道，必须排除异己，清除障碍。
作家高和认为，仇和被抓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城市,狂飙突进上项目、金戈铁马谋发展,当政者必谋私利,甚至可以这么说:近些年发展越快的城市,翻开来查查,当时的执政者就越有可能是贪腐分子。原因并不复杂，动才能有机会,乱才能趁火打劫。
一 些专家借仇和落马，抒发忧国忧民情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表示，对于仇和，多少年前，就有好些人，也包括我，对他的强势行政与强拆表示过抗议，但 是有人理吗？民众想参与反腐，困难重重，但依然要坚持。学者左春和认为，揭露仇和并不是落井下石，是因仇和具有与其他落马者不同的典型意义。这种人是极权 的标准案例，他给其他官员提供的成功学样板，一直在激励官员们把好话说尽，把坏事做绝，把底线撕碎，是时候收拾这些人了。
四、网友：为反腐持续发力喝彩
 
仇和“落马”反腐大快人心 22%
网民“谢启东”：十八大以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两会刚结束仇和宣告落马，充分表明了我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体现了我党惩治腐败的能力。
仇和倒下的制度思考 13%
网民“张_宏_图”：两会期间政坛明星仇和被查,颇让国人意外。如那句娱乐名言: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能叛变革命。从“仇和现象”中得到了另外一个启示,就是中国仍旧没能走出“人治”的传统阴影。仇和并不是神,他也可能犯错,也可能腐败。
依法治国任重道远 14%
网民“天平与剑”：此官是典型的有权就任性，卖学校，卖医院，大拆大建。可悲的是，这种官却是领导眼中的能吏，有魄力有业绩更有GDP。依法治国，任重道远。
仇和是个能臣但是你不是廉臣 9%
中税律师：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是落井下石，仇和在沭阳那些年，虽然老百姓当时也骂他，但他走后，大家谈起他的时候都竖起大拇指，领导人的是非功过，绝不是好与坏那么简单，仅从公开的信息中可以认为仇和是个能臣但不是廉臣。
法治社会不需要这样的干部 11%
网民“朱庙大咖”：仇和后台很硬的，从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县委书记开始，一直就是个独裁者，干了很多出格的事情，他但一直平安无事。有不少群众拥护他，因为得到了一些利益。但也有不少老百姓嫉恨他，因为他的独裁。法制中国，不需要这样的干部。
谴责“仇和式”腐败 16%
网民“雨中读书的狐狸”：上联：才干贫乏 单靠一手铁腕强推民计 下联：后背不稳兼有四方树敌如何不倒？ 横批：天怒人怨
“仇和现象”下一个是谁？ 15%
时代周报前总编辑宋繁银：仇和被抓，最害怕的，莫过于和仇和一样，大拆大建的地方主政者，因为有既得利益所以才有所谓的“雷厉风行”的官员，仇和的落马下一个会是谁？
五、舆情点评：
两会期间，从政协首场记者会，到政协、人大、政府、两高报告，反腐都是其中的主题，“有权不能任性”也一度成为热词。那么，有权任性会怎样呢？仇和被调查给出了答案：“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终究将要为权力任性买单。
仇 和落马，样本意义重大。和一般性的腐败不同，仇和的仕途更具争议性，从江苏宿迁到云南昆明，作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作为著名的“明星官员”，仇和的 施政风格至少在10年前就已经闻名天下。然而，政坛既非表演舞台，更非走秀T台。你可以做“个性”官员，但必须记住：再大的官，也有权力边界，不可独断专 横越界胡来。
诚如媒体评论的那样，何一名干部，即便是做出了点成绩，有开拓精神，有敬业精神、一时亲民爱民，但一旦涉嫌违法违纪问题，则功 不抵过，任何人都不是“铁帽子王”。所以，对于仇和的落马，感叹之余，更应该为仇和不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扼腕。要怪，仇和只能怪自己不能做到慎独慎权慎始慎 终。从这一个意义上说，更要为中央铁腕反腐而点赞。

仇和，一个曾经的政治明星，悄然落幕。
3月15日，全国“两会”刚结束不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即在12：55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舆论惊呼这几乎是“秒杀”的速度。但其实在13日“两会”小组讨论会上，仇和的发言已有异常了。
在云南省最高法院院长发言谈及“地方政府欠钱”问题时，仇和回应：“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为什么？世界上有 97%的国家是土地私有化，我们国家土地没有私有化，仅仅是私有使用权，30年、50年、70年，但是目前百分之百是政府所有。”
把这些话解读为“淡定自如”纯属无知，无论如何评价，都不是仇和这种个性的人在正常情况下会说的。他应该已经捕捉到了什么，说出这些话来安慰自己，顺便释放一些信号。
但碰到党纪国法，碰到中央强力反腐，当然是没用的。
在目前已经落马的官员中，和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比起来，仇和在权力级别上并不显眼。但尽管如此，他的落马仍备受关注，关注程度甚至超过一些已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原因就在于这些年来他身上独特的标签：“铁腕改革”—同时也是“违法改革”的代表人物。
总结起来，仇和代表了地方权力中“一把手”的威权式改革、治理模式。这个模式充满了“强人”、“人治”色彩。
反腐当然是重塑政治清廉，但它也有其他的强大功能。一些“大老虎”的落马，使得多年来形成的一些权力-利益格局，得以被打破，被重构。中央由此也对政 治结构进行整合，强化了政治权威。仇和的落马，虽然也是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可能也会带出某些腐败的官商利益链，但却可以作别的解读。
这个解读是：在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强化中央政治权威的背景下，存在“人治”和权力不受约束特点的地方威权式改革、治理模式彻底结束了。
仇和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即已进入公众视野。1996年，原本隶属于淮阴市的江苏宿迁县，被撤县组建地级市，他被派遣到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同年成 为副厅级的宿迁市副市长。不久后，他又兼任辖区内沭阳县的县委书记，由此使自己的名字，和中国这20年来的发展、变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处在改革、官场、 舆论的风口浪尖中。
之所以能够如此，是仇和总是使自己成为“改造”一个地方的铁腕人物。从江苏沭阳县开始，到宿迁市，再到云南昆明市，莫不如此。在他的为官生涯中，除了 江苏农科院，以及江苏副省长、云南省委副书记这些不是“一把手”，从而有必要压抑自己的时期，其他时期他都个性凸显，志在确立在一个地方权力结构中的绝对 权威。
现在回看一下，仇和在县级市江苏沭阳，地级市江苏宿迁，云南省会城市昆明的大动作，分别对应中国 20年来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三个时期。
江苏沭阳时期，正是中国加快发展的时期，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到21世纪初，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结束。在这个时期，地方权力的“主 动性”、“敢想敢干”非常重要。仇和因此有了历史性的机会。他在沭阳所搞的整治环境、整顿吏治、强化治安、招商引资，正是那一时期的典型产物。在背后，盛 行的是以成败（经济社会发展）论英雄的逻辑。
他铁腕主政宿迁时期，对应的正是中国从第一个时期到第三个时期的过渡，可以称之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很短，差不多在2006年即已结束，其主要特征 一方面是继续鼓励地方权力的主动性，进行一些存量上激进的改革，另一方面，利用城市的拆迁改造获取GDP和土地财政。仇和卖光公立医院，强制国企、学校改 制，以及大拆大建，自是必然。
第三个时期，就是2000年代中期“国退民进”搞完后，一直到2013年的城市拆迁改造、土地财政的登峰造极—现在仍然刹不住车。那正是仇和在昆明干的事情。虽然这一时期，几乎是全国各个城市的“集体无意识”，但其激进程度仍让人吃惊。
基本上可以梳理出逻辑来：地方权力的威权式改革和治理模式，尽管的确突破了阻碍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障碍，但权力不受约束和人治的祸根也如影随形。如果 说在第一个时期还不那么明显，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其症状则已充分显现：城市拆迁改造往往伴随着背后的官商利益链，威权式强人的改革和治理，由此导向腐 败和对法治的践踏。
仇和曾经饱受争议，但这种争议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今天，他的落幕已不再能引起争议。中国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法治建设，以及整个政治结构的整合并不需要地方凌驾于法治之上的威权式人物的产生—需要这么做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早已不复存在。
别了，仇和。
中国的神仙们不认美元这东西，“没缘”肯定求不来好运啦。。。政治一旦与商业不正当结盟，其果必苦。政府应服务于社会各业的正当合理需求，而不是社会各业千方百计讨好政府，然后获取不当收益。仇和曾带着官员和开发商到泰国考察，在一个寺庙准备拜佛时，一旁的开发商送上了大把美元，仇和接过之后对随行人员说，“我这不是贪污，我这是为昆明人民祈福。”用开发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
 
2008年9月26日上午，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参加中国最大珠宝城建设的奠基仪式，该项目投资28亿人民币。
网友吐槽：不是昆明人谁知道昆明人的苦，小编照你的论点仇和只是工作方法问题，所谓的城中村拆迁，很多房子既不是城中村也不是棚户区，而是因为地理位置好，开发商有 高额回报而已，因为是普通楼房面积小补偿少，很多业主蒙受损失无家可归。螺蛳湾工程使很多刚刚接手不到三年的业主负债累累。很多国有企业明曰改制，实际上 就是卖地，搞到一半又因为资金问题搁置下来，数以千计的工人下岗。居然还有人为仇和说话，到昆明来实地访问一下最底层的居民，不要只听专家,社会名流的。
 

3月20日，昆明，拆迁后的老螺蛳湾市场变成新螺蛳湾商业中心，老商户被迫迁往十余公里外中豪集团开发的新商贸城。
 

仇和1957年1月生，江苏滨海人，曾因推行激烈改革而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被视为中国个性改革官员的代表。
1996年起，仇和在江苏宿迁先后任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2006年担任江苏省副省长，2007年底，调任昆明市委书记，2011年底，担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今年3月15日，中纪委宣布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昨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仇和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今年两会刚刚结束，个性官员仇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政坛演出。
从沭阳县起步，仇和的名字与“改革”密不可分。吏治整顿、城建拆迁和环境治理等措施，让他迅速赢得政声人望，但举报和批判亦一路同行。
一名昆明官员这样形容仇和的风格，“像驾驶着一辆巨大的城市坦克，一路碾过。”他说，“仇式”风格疾风骤雨式的改革，曾为城市带来过新鲜面貌。但“碾压”式的执政方法，也留下了寻租空间，仇和的“人治”色彩愈发浓烈。
争议起时，仇和曾言，自己的目标是“以人治推动法治”。学者石鹏飞对此曾有期待，提出“仇和新政”的完美结果应是“培养出成熟的反对派”，然而，未及“推动法治”，仇和已因“人治”落马。
用开发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手上贴着打吊针用的医用胶布。看来他的名字取错了，竟敢 仇视和谐 ！这不是找死么？
 
3月17日，宿迁市，中豪集团投资的运河文化城内，一住宅项目紧急贴上了停工通知。中豪集团内部人士称，集团实质上已经资金吃紧。
仇和的“左膀右臂”
2007年12月，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任上调往云南，出任昆明市委书记。
“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这是甫到昆明，仇和发表的“八无感言”。
事实上，他并非“只身一人”。
3月18日，仇和落马3天后，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同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仇和到任昆明3个月后，时任宿迁市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的谢新松就追随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1998年，从沭阳县县委研究室副主任起步，谢新松跟随仇和13年，并担任过其秘书。据媒体报道，谢新松对仇和的执政思路非常熟悉，悟性很强，是仇和在宿迁大力推行改革的得力助手。
宿迁的一位官员评价，仇和去昆明，也带去了左膀右臂，谢新松是“左膀”，刘卫高是“右臂”，一个是得力秘书，一个负责商业开发。
仇和落马后，刘卫高的名字也浮出水面，他被坊间称为仇和背后的“神秘富商”。
刘卫高，曾是全国人大代表、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以下简称中豪集团）。
3月17日，仇和落马2天后，中豪集团官网贴出公告：因其个人原因，刘卫高申请辞去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今年二月底，宿迁市委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有官员证实，刘卫高正在接受调查，并因此请病假缺席了今年的全国两会。
这位神秘富商最近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是他在昆明的螺蛳湾项目。
据媒体2011年报道称，当年螺蛳湾项目的土地出让拍卖会，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约5分钟。而在2011年3月16日，27块需整体竞买的地块，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挂牌起价64.87亿元获得，整个交易也仅用了不到10分钟。
刘卫高和仇和的关系从宿迁开始就广为人知。
 
2008年12月27日，昆明，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参加一次活动典礼，手上贴着打吊针用的医用胶布。
“刘半城”稳赚不赔的买卖
以前，江苏省宿迁市的街头，曾奔驰着两辆相同牌照的轿车：苏N00000。一个牌照曾属于市委书记，另一个黑色的外商专用牌照，则属于刘卫高。
如今，刘卫高在宿迁的房产项目囊括了小区、商场、写字楼、娱乐设施等，几乎占据了宿迁新城的半壁江山。刘卫高因此被戏称为“刘半城”。
在宿迁，刘卫高的政治资源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仇和。
2003年，刘在宿迁投资两百万建立了芬那丝袜业有限公司。宿迁本地企业家王明（化名）回忆，袜厂建立后，刘卫高充分展现了“社交本领”，利用投资商身份在宿迁官场四处活动，有段时间宿迁市政府赠送外地官员和客商的礼物，很多都是“芬那丝”的袜子。
王明回忆，刘卫高与仇和的结缘，源于宿迁市政府的一次义乌考察。仇和对义乌的商贸模式一直有兴趣，考察期间刘卫高组织接待、参观，赢得了与仇和交流的机会。
中豪集团一位高层人士透露，刘卫高做了很多功课，揣摩了仇和的心思，以了解仇和的招商引资思路。
此时，宿迁市的招商引资工作刚刚布入正轨。 2002年，仇和把在沭阳开展的全民招商模式带到宿迁，要求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
当时负责招商的一名官员回忆，刘卫高带来的两百万项目，已经属于宿迁所能引来的“大项目”了，因此，当刘卫高向仇和介绍义乌小商品城模式后，仇和决定，将义乌小商品城的模式复制到宿迁。这一决策的执行者，自然就是刘卫高。
宿迁城区始建于1997年的一个批发市场成了试验田，但在拆迁中，刘卫高提出，原址重建规模无法扩展。后来，市政府为刘卫高另批了一块地方，由刘卫高投资26亿。2005年8月1日，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破土动工。
在其他企业家看来，这个项目几乎是仇和送给刘卫高“稳赚不赔”的买卖。在旧市场被拆掉后，老的商户只能选择购买新商贸城的商铺，而老批发市场的地块，还可以接手继续开发。
同样是开发商的王明估计，仅此一个项目，刘卫高至少净赚了七八亿元，自此一跃成为宿迁名气最大的商人。
王明回忆，刘平时很少与本地企业家打交道，每次见到刘，他都跟在时任仇和秘书的谢新松后面；另一位开发商称，刘卫高当时在宿迁的拿地等行为，都是通过谢进行。
昆明的江浙企业大潮
刚到昆明，仇和提出“全城改造城中村”，要在5年内重建三百多个城中村。改造方法，正是他在宿迁的“义乌商贸城”模式。
刘卫高正是看准了仇和提出的“以大项目带动城中村改造”，才从宿迁“追随”，以“复制宿迁义乌商贸城”的名义进驻昆明。
仇和入滇半年之后，2008年5月，刘卫高的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昆明官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和房屋拆迁工程等。
此时，宿迁官场已有人不解，“仇书记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要带他过去？”
昆明市一位官员透露，在刘卫高接盘螺蛳湾项目之前，老螺蛳湾地块是被分散的昆明本地企业买走的，但分散经营，不合仇和的开发理念，因此，该地块又以某种方式重新回归了竞拍，被刘卫高整块拍走。
当时作为政协委员的熊思远称，仇和一直看不上本地开发商，云南本地的企业资金分散，长期习惯“窝里斗”，而江浙商人资本雄厚，能符合仇和的要求，这是仇和选择江浙商人的客观原因。
刘卫高则迅速融资，接盘这一大项目。资料显示，2008年9月28日，云南中豪的首个大项目——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开工。它成为昆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约580亿元，主体商城板块总占地5705亩。
2011年，刘卫高组织了25个财团出资320亿投资了新螺蛳湾项目。看起来，这是刘卫高与仇和在昆明又一次宏伟的“造城”规划。
但实际上，此时的刘卫高无法满足仇和“大项目”的要求。
中豪集团一位高层人士透露，刘卫高的项目基本是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集资，而这或许就是刘卫高与仇和被调查的导火索。
新螺蛳湾项目投资之前，刘卫高的资本实际上已经挥师江苏，在宿迁开始了“运河文化城”项目的投资。
2010年，刘卫高投资的占地11平方公里的运河文化城启动，包括若干商品住宅小区、会展中心等二十余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被视为“中国最大的运河主题大盘”。
宿迁市政府内部人士透露，为了获得体量巨大的土地，刘卫高承接下了附近公路、桥梁和学校等公共工程的建设。
因此，一年之后在昆明接下320亿项目的刘卫高，实质上已经资金吃紧。
中豪集团一位高层人士透露，为解决资金问题，仇和曾帮助刘卫高筹措资金。随后，刘卫高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带走调查。
去年10月22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发通告，向25家房地产企业追缴土地价款。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榜上有名。
除了刘卫高，仇和执政的四年，几乎是江浙企业大规模进驻昆明的时期。
多位出租车司机回忆，昆明街头不少在建的房地产项目都挂着“江苏建工”横幅，一时间，“满城尽是江浙商”。
房产项目外，仇和在昆明执行的绿化政策也争议颇多。他曾要求一年内实现种树80万株“视觉补差”，“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
昆明《都市时报》2011年11月报道，过去4年昆明种下了876万株树，于2010年摘取“国家园林城市”桂冠。
但其街道绿化被指缺乏科学规划，有的街道边上种有两排甚至三排树。
仇和在沭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曾大力发展过花卉种植业，沭阳县的新河和颜集镇，都曾被评为“花木之乡”。
宿迁一名开发商透露，仇和到昆明后，绿化树种很多都是从沭阳引进，业务往来最多的是沭阳苏北花卉有限公司，其董事长为沭阳县庙头镇聚贤村党委书记李生，“仇和在沭阳做书记时两人就认识”。
昨日下午，李生在电话中承认，这几年给昆明“做过几个项目，按照设计要求提供苗木”，但他未透露项目细节。
走“上层路线”的地产项目
江浙商人涌入，有本地企业势薄，不能满足仇和城市规划的客观原因。因此并未得到太多质疑。
但项目进入后，却常有“上层授权”的违规行为出现，在昆明官场，引发了不少质疑。
昆明政府部门一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表示，仇和在昆明期间，许多房地产项目都存在严重违规问题，大批江浙企业“走上层路线”，很多项目都是“上面压着下面来违规办理”，有业务负责人私下感叹，“每天做事都是要进纪委的节奏”。
2011年10月，仇和离任昆明市委书记前夕，江苏南通的涌鑫集团在昆明呈贡新区投资建设的昆明涌鑫中心项目正式签约，《云南日报》当时的报道称，该项目占地225亩，概算总投资35亿元。
该人士称，该项目土地在正式竞拍前，涌鑫集团曾经找到市政府，要求地价控制在200万（每亩）左右。而依据仇和定下的“五四三二一”（一环以内土地底价500万元一亩，一环至二环间400万元一亩，以此类推）基准地价制度，该项目邻近的土地竞拍价约为700万一亩。
“他们的出价低出市场价太多。”土地规划部门人员向上再三争取，最终，涌鑫集团答应提价至300万（每亩）。此后，市政府就此专门开会，并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该项目竞拍地价必须控制在300万。
“我们违逆不了上面的红头文件。”该人士说，该项目是仇和授意实施，并且，这是仇和离任市委书记前“指示”在呈贡新区的最后一个项目。
最终在土地竞拍中，涌鑫集团如愿以300万每亩的价格拍得土地。
昨天，涌鑫集团副总裁邓习汇证实，该项目当时拿地的价格是300万一亩。但他强调，“（外界说我们）低价拿地不存在，我们都是走正规的招拍挂程序。”
邓习汇说，涌鑫集团是在2011年左右昆明粮食局对口招商时被引进的，这也是他和仇和相识的原因。但他说自己和仇和并无私交，“我们之间都是公事公办，虽然相互认识，那仅仅因为我们是江苏的开发商，他也是江苏出来的。”
在 仇和任上，还曾经发生轰动一时的“华西地产项目诈骗案”。2010年初，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与昆明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未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 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相关行政许可，不具备商品房预售及收取购房款的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以永胜村“城中村”改造为名，假借“华西· 滨湖国际生态城”项目名义，以每平方米售价比周边楼盘低2000元的诱惑，吸引了2000多个市民和40余家单位抢购，诈骗金额高达近3亿元。
这两家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批示原文为“请文荣、云波、陈勇同志立即会处答复”。
此 后，昆明市城改办在接官渡区请示研究后，以昆城改办〔2010〕15号文明确答复此项目不能按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规划和改造，不同意立项开发。但涉案人员 故意歪曲和扩散批示内容，以复印处理手段模糊“会处答复”四个字，向公众隐瞒“最终答复不同意开发”的决定，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 的。
有政府内部人士称，该案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仇和此前在土地问题上的违规争议也被发现。
仇和旋风过后
石鹏飞是第一个提出“仇和新政”概念的学者。他对仇和层满怀期待，希望仇和能弥补云南与发达地区的“古代与现代的差距”。
在昆明，仇和的“休克疗法”为昆明带来了二环路和地铁，出租车司机也评价，“如果没有仇和，今天的昆明会彻底堵死”。
早在仇和来之前，当时作为政协委员的熊思远就曾提案，“城中村是昆明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不止一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很愿意被拆迁”。因强拆而引发风波的宏仁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明也承认，城中村的改造“是正确的，只是方式有问题”。
昆明市一位官员的评价是，“仇书记对于程序和法规没有概念，对是否越界也没有概念，政府部门几乎经常以违规的方法在做事”。
这名官员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仇和曾带着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到泰国考察，在一个寺庙，仇和准备拜佛时，一旁的开发商们送上了大把美元，仇和接过之后，对左右的随行人员说，“我这不是贪污，我这是为昆明人民祈福。”用开发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
这名官员说，能否接受开发商的钱是原则问题，但似乎仇和认为，只要目的正确，这个过程就没问题，所以，他才会在众人眼皮底下接过钱。
一位政府部门人士有一次随同仇和视察滇池，仇和站在山上，发现有一块地正准备开发，随即指示，“这一块地要给我改成绿地”。
其时，该地块已经拍卖给了当地某知名企业进行开发，土地证已经下发，招商也已开始。但随从人员无人指出并反对。
仇和转身对着一位市领导说，“你怎么看？”这位市领导只能接话，“我只有一句话，按仇书记的指示办！”
不止一名官员总结，仇和的强势改革很多都是违规推动，而如今，程序正义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仇和那种违规改革的做法早已经过时了。“仇和旋风”，为昆明留下成绩，但也带来了对法治和程序的伤害。
离开昆明前，仇和曾反思，“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厉、批评人较多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
仇和落马后，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为当年“仇和新政”的争议下了新的结论，“以人治推动法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以不民主推动民主，实际上就是不民主”